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矿业权制度

在中国, 清朝末年之前, 没有矿业成文法, 也没有著作阐述。有关矿业的制度和政策都散见于各种古籍中。先秦—清末的2000多年间矿业政策, 大体上有以下特点:

(1) 矿业政策的中心是对矿产实行开放还是禁采, 是官办还是民办。从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各朝代主要实行的是“官山海”政策, 即对盐铁官营, 逐步涉及到铜、金、银等其他矿种。但其间也有许多变化, 如汉惠帝、吕后时期, 文帝、元帝时期, 后汉章帝时期, 则对矿产实行开放政策, 任民采取, 收取矿税。此时开发利用的矿种主要是铜、铁, 次为银、金、锡、铅、汞等。

(2) 隋唐以后—明代, 逐步实行矿产开发政策, 任民采取, 收取利税。但也是时开时禁, 变幻无常。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对矿产的需求而变。开发利用矿种范围不断扩大, 除铜、铁、金、银、锡、铝、汞外, 宋以后, 还增加了煤和石油等非金属矿产。

(3) 矿业政策的发布形式多是以皇帝诏书或朝臣奏章, 皇帝命允,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皇帝或朝臣的意志。但后期已有矿业条例的雏形出现。如元世祖—元4年 (1267) , 曾订立矿业条例5条, 目的是保护官办矿场和恢复铜业税收。

(4) 为加强矿业管理和矿场管理, 各时代不同程度地设置有矿管机构或兼管机构。如周朝与战国时期设置“人”, 秦汉设盐铁官, 三国设司金都尉、盐铁校尉、铁都尉, 晋设卫尉, 隋置冶官, 唐置铁冶使, 宋设工部和下属虞部郎中、坑冶司及监、务、场等, 辽置盐铁司、五冶太师官, 金置银冶, 元置铁冶及铜冶总管府、提举司, 明置布政司、金场局、银场局、银冶、铁冶所等, 负责矿业矿场管理和税收^[2]。

清朝末年, 是中国早期矿法形成和逐步发展的重要时期, 对研究中国矿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鉴于经济发展和兵工建设的需要, 咸丰、同治以后到光绪时期, 出现了一个开发矿业新高潮。官办、民办和合资矿业发展很快, 许多外商加入其中。二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 取得了许多筑路和采矿优先权, 其矿业资本已大大超过中国自办的矿业, 必须制订矿业法规予以限制和规范。三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国已有较为完善的矿业法规可以借鉴。因此清末时期制订中国的矿法已成为必然。1898年10月制订出《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条》, 次年6月又加修正案4条, 该章程提出了矿业权概念, 界定了地权、矿权的区别, 这个章程可以说是中国矿业法规的开始。到光绪三十三年颁布《大清矿务章程》, 宣统二年 (1910) 修订《大清矿务章程》。在其后的中华民国时期, 矿业方面的法律在进行了适当和必要的修改后, 基本上继承了清末的矿业法律制度。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成立了修订矿法委员会, 草拟了《中华民国矿业法》草案, 几经修改、搁置, 直到1930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才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矿业法》。为了配合矿业法, 还公布了《矿业法施行细则》 (1930) 、《矿业登记规则》 (1931) 、《土石采取规划》 (1931) 、《矿场法》 (1936) 、《矿业监察员规程》 (1931) 、《经济部国营矿区管理规则》 (1938) 、《整理全国地质调查办法》 (1931) 、《管理钨锑运售办法》 (1947) ……据不完全统计, 国民党南京政府制定了近百种矿业法律法规。这些对后来研究中国矿业权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