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研究

在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方面，国内外研究聚焦于矿业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测度分析，且以多指标综合评价为主。其中，Azapagic[5]和Damjan[6]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了矿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陆国荣和吕乃璧[7]从自然、经济、社会3个亚系统出发，建立了矿区资源开发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李园[8]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指标、资源利用效率指标、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指标为支撑，构建了矿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刘金平等[9]基于生态经济学与产业链思路，从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的角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已有研究的评价指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矿山方面，而对矿业整体的研究较少。评价方法上，国外学者构建了一系列模型来评价发展质量，如Finkelman[10]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Oram[11]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同时，国内学者倾向于使用一些定量评价方法，如刘烈武等[12]运用的Brusselator模型;乌力雅苏等[13]在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的基础上使用的TOPSIS评价方法等。但由于这些方法主要是为地进行指标选取，可能导致评价结果出现偏差。相比之下，主成分分析法能够在很多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自动选择影响力较大的、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指标，在没有主要信息损失的前提下大大简化指标体系的结构。我国四大区域的矿业经济绿色发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最高，东北部、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差。东部地区在经济、技术和社会方面发展较好，成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西部地区应通过营造创新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进产业分工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不同省份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排名较前的主要有北京市、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和浙江省。排名较后的主要有贵州省、甘肃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业绿色发展模式可以分为“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政策引导型”“产业、政策驱动型”“技术、产业支撑型”和“环保优先型”这五种，各(区、市)应根据其发展模式探索各自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