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探析

概述1

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是当前关系地质调查工作质量与成果水平的重大问题，是加快推进中国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话题，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历届党组高度重视的复杂论题。这个问题也常常称为“调查研究脱节问题”“地调科研结合问题”或“调查与研究结合问题”。从已有文献资料来看，对于该问题提的多但深入研究的不多，强调问题重要性多但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不多。本文尝试从地质调查的概念范畴入手，结合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发展简史，以及与国外地质调查工作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地质调查本义来看，地质调查即为针对地质的调查，其中“调查”是工作方法，“地质”是工作对象。100年前我国刚刚开始地质调查工作之时，章鸿钊、丁文江先生谈到该项工作亦常称之为“调查地质”。《地球科学大辞典》对地质调查的定义是：泛指一切以地质现象为对象，以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为指导，以观察研究为基础的调查工作。根据地质调查的概念，可以发现科学性是地质调查内在和固有属性，科学研究贯穿于地质调查工作整个过程，而且地质调查同地质科学研究在许多国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然而，为何在我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却会出现脱节现象呢?因此，回顾我国地质调查工作历程，或许可以一窥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我国地质调查工作实践，是以1916年民国政府农商部设立直属地质调查局为伊始，以新中国成立、实施改革开放国策、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为时间节点，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下面就从这四个阶段，结合国外有关情况，探究我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的结合问题。

解放前我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初始情况2

从有关史料来看，在解放前的地质调查工作中就没有见到关于地调科研结合问题的论述，遑论脱节之说。据《中国地质调查所史》，在1930年前后，当时的地质调查所组织开展了多次地质调查。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分别是1929-1930年由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调查(调查后，赵亚曾、黄汲清写出《秦岭山及四川地质》，谭锡畴、李春昱于1935年发表《四川西康地质矿产志》)和1936-1937年黄汲清负责的南岭地质调查。在这些由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开展的实际工作中，并无有关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区分和人员分工之说，所有工作都是先做调查再做研究，先有调查才有研究。再据《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在1940年前后，由于受战时影响，野外工作主要限于西南各省，调查报告主要是调查资料的整理和汇总，然后根据调查获取的资料，再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公开发表调查或研究的成果。这些情况，也间接表明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在当时不是问题或者说至少不存在明显问题。

这一时期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虽然范围和程度较低，但是取得的成就为当时世界各国所瞩目和认可。究其原因，一是整个地质调查工作过程是完整的、连续的;二是当时从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和事始终是一体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参与地质调查工作的都是当时地学__人才，翁文灏、谢家荣、李四光、侯德封、王恒升、黄汲清、李春昱等一批地质学家都直接从事区域地质调查与填图。可见，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并非与生俱来，所做事情的完整、从业队伍的连贯、大家人物的参与，既是防止调查研究脱节的前提，也是取得良好成果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出现脱节情况及其简要原因3

新中国成立后，在李四光的组织下，1950年成立了“一会、一局、二所”的地质工作机构，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为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但两个研究所在组织上仍属中国科学院。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接收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所有职责和业务。基本上，我国地质工作的这个总体组织架构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此期间，地质队伍扩展到号称百万大军，仅地矿部系统，从部、各省地矿局到按地区设置的综合地质大队，形成了组织严密、手段配套、制度齐全的地质工作体系，并且独立设置了以地科院为主导、按大区和专业设所的地质科学研究体系。

在这一时期，我国地质工作逐渐形成了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地质调查与地学研究从体制和组织上发生分离。这种分离的出现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尽快找到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矿产资源非常迫切，把加强野外地质调查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二是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水平总体较低，科技人才缺乏，系统性、高层次的地质科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因而，这种组织方式与我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是相适应的。这个时候的地质工作一般是只管做项目，项目做完了，写总结报告、归档验收后就算结束，至于成果的综合研究，科学问题的凝练提升则是相关研究院所的事情，所以这时期的地质工作更像是一项生产工作。但在这个阶段，野外地质工作与地质科学研究的脱节问题似乎还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质工作能够较好地实现全国统一调度，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脱节问题的出现;此外，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水平均较低，这个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引起重视或得到足够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地质部顺应新时势需要，在1981年初对地质工作重心和任务作出战略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作为地质工作的重心和服务方向，彻底改变了以前把单纯几种主要矿产探明储量的增长作为主要任务和指标的做法。与此同时，开始认真思考原有计划体制下地质工作机制暴露出的弊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地质工作中的调查研究脱节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事实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从组织体制上分离以来，就埋下了二者脱节问题的种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相互分离的体制弊端才越来越多地暴露，并越来越影响到出成果、出人才。

为了解决地质工作重的调查与研究脱节问题，当时的地质部系统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在1991年兰州全国第二次区调工作会议上，总结提出了“区调填图与科研相结合”的经验，并决定把区调工作划归中国地质科学院管理，试图从体制上使区调工作与现代地质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结合，从而提升地质调查工作质量和地学科研水平。但从总体上说，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我国地质工作领域的体制改革推进并不顺利，在解决调查研究脱节问题上效果也并不好。造成科研与调查“两层皮”成为拖而未决的老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将调查与科研从体制和任务上分开，所采取的措施也还没有触及导致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脱节问题的体制根源。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后在解决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脱节问题上的积极探索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勘体制进入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地勘体制的调整时期。199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简称“地调局”)成立以后，开始整合地质调查与地质科研力量，将两方面的队伍统一划归地调局领导，改组后的地科院作为地质调查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机构，先是以归口性质后来直接划归地调局管理。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地质调查与地质科研结合的新体制，解决了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脱节的体制问题。随着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系统的健全完善，国家地质工作在新的体制下焕发勃勃生机。

然而，尽管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从制度层面上消除了制约因素，但由于彼时的地质工作体制已运行了几十年，已形成一些固化的不合时宜的惯性，要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殊非易事。地调局历届党组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脱节的问题，从地调项目部署、地调项目与国家科技项目的配套，以及项目成果的考核等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期间曾采取过多种形式的尝试，如科研与生产联合攻关、让科研单位或研究人员参与地质勘查项目、在地质调查项目中单独安排科研项目等，但是这些措施更多的是在体制内部的一种行政协调行为，二者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体化融合。所以，尽管地质调查为主的单位已在注意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为主的单位也在逐步增强地质调查能力，但调查与研究多数时候并没有达到决策者的预期效果。目前，二者的脱节问题俨然成为阻碍地质调查水平和阻碍中国地质调查向更高目标迈进的瓶颈性因素，如何进一步推进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成为当前地质调查工作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为了加快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钟自然局长在2015年、2016年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先后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地质调查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索研究的过程的理念”“地质调查的过程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地质调查就是科技创新的过程”“没有科技创新的调查不是地质调查，是伪调查”“不能解决能源、矿产、环境、灾害或基础地质问题的科技不是地质科技，是伪科技”等重要观念，并从地质调查成果与人才评价机制入手，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带来了曙光。

国外发达国家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的相关情况5

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有关文献资料来看，几乎没有发现关于地调科研结合问题的直接话题。地质调查同地质科学研究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在许多国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这至少说明，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地质调查工作中这本身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如果说有这方面迹象的话，美国地质调查局1995年面临生存危机事件算是有所体现。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年被迫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过去主要依据科学家的兴趣开展工作，立足解决专业科学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而必须实现由兴趣驱动型或学科驱动型科学研究到需求驱动型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变。自2009年开始，为进一步落实需求驱动理念，美国地质调查局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提出七大科学使命领域。这七大科学使命都是围绕地质调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展开的。虽然美国地质调查局没有直接提到调查与研究的结合问题，但本质上是由于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地为地质调查实践服务。但反过来也可以发现，美国地质调查工作中之所以没有明显出现调查与研究脱节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一直就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且在出现问题迹象时，就及时进行了相应调整。事实上，国外地质调查机构历来将地质调查当作一项科学研究行为，职能上也是集地质勘查与地学研究于一身。

结语6

综合上面的历史回顾与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我国地质调查工作发轫期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国外发达国家的地质调查工作也没有这个问题。

(2)我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我国的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二者是一个从合到分再走向合，即合——分——合的发展过程。

(3)解决当前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的脱节问题主要措施是加快完善工作机制。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并发展至今，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结合问题的体制障碍已经消除，解决问题的关键已进入工作机制层面，亟待加快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工作措施。但这一问题已延续几十年，彻底解决尚需时日。